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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度“白金婚”的幸福老人—— 访抗战黄埔老兵卢良鉴

日期:2017-09-20 10:39 来源:《黄埔》杂志 作者:龚玉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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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7年3月4日,我们到浙江台州市黄岩区访问了抗战老兵卢良鉴先生。卢老为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:

  在小学与“省立六中”师范班学习

  我1919年农历九月十八日生于黄岩县西部山区的乌岩乡。父亲卢秀金在我8岁时就不幸去世了,留下了兄弟4人,我是最小一个,母亲含辛茹苦将我们拉扯成人。儿时,我在乡里的乌岩小学读书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,日军步步紧逼,侵略我国,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。在校时,教师经常向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。老师要大家记住,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,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,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,保卫自己的家园。

  小学毕业后,我考进了设在临海(今椒江)的浙江省立第六中学(今台州中学)师范部(当年学校分中学部、师范部两部分)。上学时,母亲再三叮咛:“你的三个兄长都去当兵了,只有你一个儿子留在我身边,别走了,读好师范,将来在乡里当个教书先生。”

  父亲去世得早,家里经济困难,读师范可免交学费,这也是母亲让我报考师范学校的初衷之一。师范部是四年学制,不过,到了毕业那年(1938年),学校已更名为“浙江省立台州中学”了。

  当时,日军侵华的战火燃及大片中国土地,和平宁静的生活遭到破坏,尤其是淞沪战役爆发后,日机疯狂地向周边地区狂轰滥炸,台州也难于幸免。同年8月,5架日机轰炸黄岩城。日舰出现在椒江海面上,炮轰海门。日机对黄岩城区民房大肆轰炸,百姓纷纷外出逃难,离乡背井,流离失所。师生耳闻目睹,个个义愤填膺。

  学校的老师向我们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,其中有一位老师叫项风(又名项道鹏)说道,日本鬼子打过来了,国之不存,民将焉附?每个爱国青年都要奋勇当先,保家卫国,抗击日寇的野蛮侵略。

  当时局势紧张,大街小巷,各行各业的人都喊出了“抗日救国”的口号。战火渐渐逼近台州之时,学校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团,为前线将士服务。项风老师成为战地救国服务团的团长。在会上,他鼓励大家踊跃报名,上前线杀敌报国。

  那时兵荒马乱,人心惶惶,老百姓纷纷四出逃难。我们问项老师:“今后该怎么办?究竟怎样才能报效国家呢?”

  项老师说:“如果不愿做亡国奴,就应当到后方去,学会杀敌报国本领。我愿意带领大家一起到后方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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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学们热血沸腾,许多人决定跟项老师一起走,同行的还有女生。经过十几天的跋山涉水,终于到了湖南。在长沙,时局依然动荡不安,大家只好分头寻找门路,各奔东西了。一位同学叫韩发逵,去了延安(解放后成为嘉兴地委书记),还有一个女同学叫郑曼(原名郑香云),路桥人,投考了战时干部4团(后成为诗人臧克家的夫人)。我与表兄卢巽良、许承志(临海人,后来去了台湾)以及其他5个青年,听说陆军军官学校正在招生,于是大家去报了名。

  录取后,在教官带领下,我们从长沙出发,步行20多天才到达湖南武冈县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所在地,校舍设在武冈县萧家祠堂。班里有个同学叫孔令晟,与我很熟悉,他是常州人,听说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儿子(后成为台湾海军陆战队中将司令)。

  在军校,我们既要学习排兵布阵、战略战术,又要训练体能,学习生活十分紧张。由于日军大举进攻,大片国土沦陷,形势越来越严峻,原来陆军军官学校为3年学习期限,改成一年半,没有见习期(后来又回校补训一年毕业)。在学校里,我们学会了抗击日寇的基本本领后,就走上了炮火连天的战场。

  上前线抗击日寇

  1939年底,我被分派到第90军61师战车炮连任少尉排长。军长李文,师长钟松(浙江松阳人,黄埔2期学生),还有屠岳嵩等人也在同一个师团。刚刚报到,部队就开拔了,我随部队直接上了前线,61师驻防在陕西省韩城县杨村。1942年10月,我又调到82团(团长石涤非)的8连任排长。

  我所在的90军与日寇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交战。日军在进攻我河南、山西防线失利后,派出装备更加精良的板垣师团,准备抢渡黄河,打开我方前线缺口,然后,进攻大西南。一旦黄河防线失守,就会直接威胁西南地区的大片土地,陪都重庆亦会受到严重影响,后果不堪设想。

  板垣师团的一支部队企图从禹门口(即龙门,大禹治水的地方)渡河,继而进攻西安。可是守卫黄河前沿的预1师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布防在禹门口。师长担心力量不足,向驻扎在附近的61师的石涤非团长请求支援。

  此时,我已担任61师的上尉连长,我们这个连队是全师的前卫部队,也是精锐力量。石团长下令,由我带领全连弟兄迅速赶赴前线增援,必须在拂晓前抵达禹门口。于是,全连战士整装出发,星夜赶往战地。黑夜行军,不能亮灯,否则会暴露目标,被日机轰炸。经过近一夜的急行军,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禹门口,驻守阵地预1师的那位连长见到增援部队赶来兴奋极了,全体官兵士气大振。

  我与连长寒暄了几句后,马上带领几个排长到前沿熟悉阵地。我军布防的黄河沿岸,与敌军只是隔岸相对,用望远镜观察,可见到对岸敌人布防的阵地。只见他们正在登上从老百姓那里夺来的木船,也有橡皮艇,准备抢渡黄河,日机还不时在低空盘旋侦察,一场硬仗一触即发。

  我们伏在壕沟里等待上级的信号。开始时,日寇用大炮向我方阵地猛烈开火,我军未予回击。接着,又用小炮、机关枪向我方阵地大肆扫射。我知道,这是日军惯用的伎俩,他们想借炮火试探我军阵地虚实。

  双方军队隔着黄河,遥遥相对。当日军木船与橡皮艇渐渐驶近黄河中线时,我军开火的信号弹发射了。顿时,我军枪炮齐射,扫向日军船只。

  在我军猛烈火力下,敌船被打得晕头转向,在水中回旋,橡皮艇被打碎,不少船只被击沉,日本兵纷纷掉进水里,不久,就被滔滔江水所吞没。可是,日军不甘心失败,多次重整残兵向我方扑来。我军多次阻击,越战越勇,决不让日寇越过黄河。

  天亮后,日军见我方炮火猛烈,久攻不下,以为我军增援部队到了,就停止进攻。其实,我方只有两个连的兵力,大约200多人在禹门口驻守。我想,如果对方继续硬攻,我军有可能很难坚守下去。那次阻击日军强渡黄河战斗的胜利,使得我军士气大振,我们也获得了军部通报嘉奖。

  开辟滇缅公路、接收日军物资

  1943年初,钟松师长调到第2军当副军长(时王凌云为军长),军部设在云南曲靖。钟松师长把我也调到第2军任上尉参谋。

  由此,我离开了西北战场,随军到了云南。

  其时,日军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区,以及主要的运输干线,外部支援我国的物资很难从海路运到抗战前线。由此,中美双方正在抢修滇缅公路。第2军授命与第1军(远征军)汇合,准备一起打通滇缅公路。

  正当我所在部队赶到腾冲准备出境时,接到中印公路收复的捷报。滇缅公路通车后,大批国际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公路送到西南各地。

  几个月后,我接到mg电子游艺成都本校来电,我们那一期(尚未完成学业)的人要回校补训。由此,我被上级派到贵州普安县补训。只是几年下来,南征北战,风霜雨露,枪林弹雨,过于疲劳辛苦,加上补训期间,强度过大,我得了肺病。

  1944年初补训结束后,经上级批准,我到贵阳大哥家养病一年。那时我家四个兄弟都在贵阳。大哥卢良船在防空学校当军需官,二哥卢良舟是防空学校经理科中校科长,三哥卢良骏是防空学校照测总队上尉军医。

  我们兄弟四人谁也没有想到,会在贵阳重逢,开心极了。

  1945年上半年,钟松再次被调到西北地区,担任新编36军军长,驻地在陕西渭南,我也被派到36军任职。同年7月,我正准备由贵阳出发到渭南时,接到钟松军长手谕,派我直接到河南洛阳的新编36军28师师部报到,任少校参谋。当时28师的师长是王应尊,驻扎在河南新乡。部队正在休整,积蓄力量,准备反攻。

  一天晚上,大家忽然被一阵阵的鞭炮声惊醒,街道上热闹非凡,我们打开窗户,只见大批市民欢天喜地跑到街上,高声欢呼:日本人投降了!听到这个喜讯,我们全都激动得流泪了,开心得不知说什么才好,终于盼来了久违的和平。

  抗战胜利后,我所在的部队任务是接收洛阳,主要是接收日军的辎重、马匹、车辆、弹药、粮食等,并做清点记录工作。此时,日本人垂头丧气,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。渴望已久的和平终于降临了。

  1946底,我返回老家黄岩的乌岩乡,看望久别的母亲与乡亲。乡亲们听说前线战士凯旋归来,个个欢天喜地迎接我们。

  那年我刚好28岁,巧遇到乌岩做客的陶芝韵。相识不久,我们就在乌岩结婚了。婚后,部队又来了急电,催我马上归队。军令如山倒,百般无奈之下,只好带着妻子一起回到部队所在地西安。此时,我已成为军部参谋处中校科长,妻子作为家属随军。

  内战炮火接近西安的时候,我的大儿子已经出生,妻子抱着儿子由西安乘机到上海,然后,返回故乡黄岩。

  此时,我担任第5兵团中校参谋,跟着部队撤退到四川成都。原计划要继续撤退到西藏,只是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速度比我们快得多,切断了我们的退路。当时,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宣传,只要弃暗投明,宣布起义,既往不咎。

  1949年,我所在的部队在成都宣布起义。

  新中国成立以后

  解放后,我被送到西南军政大学学习。离开学习班后,我参加了成渝铁路的建设。尔后,我们准备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,正在大家整装待发之时,朝鲜停战了。

  1953年,我转业返回了故乡。回到黄岩后,组织根据我的档案,知道我是台州中学师范部的毕业生,由此,县教育局派我到直坑小学教书。

  听到这个消息,我兴奋极了,心想,现在好了,几个兄长都在外地打拼,我是小儿子,果真实现了母亲多年来的愿望,在结束战火纷飞的离乱生活之后,在家乡当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书先生,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,在家侍奉老母颐养天年了。

  1958年,我回到老家乌岩参加农业劳动。

  到乌岩不久,正好赶上当地要兴建水库,乌岩村民被移民到双浦,我们全家只好搬到双浦去住。刚到双浦时,我们借住在一个庙宇里,那个庙原来有乞丐住着,他们将乞丐赶走,我们这些移民住了进去。

  在当农民的那些日子,我还年轻,当过兵,身强力壮,各种农活,一学就会,什么耕田、种地、挑担、打柴,样样活计我都干过。双浦生产队的社员对我们全家不错。我与其他社员一样劳动,靠生产队的分红,以自己的劳力与双手养活全家人。

  在农村劳动20年后,到了1978年,我恢复了教职、公职,也恢复了教龄,重新成为一名教师。我在上辇中学教书,再次踏上久违的讲台。只是我已快满60岁,到了退休年龄。

  20世纪80年代后,黄岩县的mg电子游艺/电子游艺pt电子$你的风采成立,我参与筹组mg电子游艺/电子游艺pt电子$你的风采工作,并当选为黄岩县的政协委员。

  自此以后,我与大家一起做mg电子游艺/电子游艺pt电子$你的风采的工作,帮助寻访黄埔同学,在政协参政议政,出席政协的各种会议。

  时至今日,市委、区委统战部的领导与干部还经常来探望我,每到节假日,街道、社区、志愿者也会带着慰问品来看望我们。

  这些年来,我在家中将练习书法、作画作为消遣。一直到今天,我仍每周到mg电子游艺/电子游艺pt电子$你的风采办公室上班。他们担心我年龄大,怕我在路上有个闪失,劝我在家中办公。不过,我仍坚持每星期至少要到同学会去两三次。

  1994年,我带着老伴到台湾探亲访友,在台湾住了两个多月。我们寻访了昔日的亲朋故旧,见到了许多在抗战中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、老长官。

  解放前后,我家四个兄弟各奔东西,一个去了台湾,一个在河南,一个到了成都,只有我一个人回到黄岩。我的岳父在抗战胜利后,去台湾接收日资银行。自此定居台湾。那次到台北,我也去探望了他们二老。

  2015年,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中,中共黄岩区委组织了“寻访老兵”活动,许多中小学生与志愿者到我家来慰问。

  我还参加了边防总队台州边检站和江口中学联合举办的“听老兵讲抗战故事”活动。在学校与军营中,我向同学与战士们讲述了当年的抗战往事、我一生的经历、晚年的幸福生活,我想让人们铭记战争的苦难与胜利的光荣。

  2016年2月8日,刚好是我与老伴陶芝韵结婚70周年纪念,许多志愿者不知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,纷纷赶来为我们祝贺。

  现在,我们夫妻的退休金加起来每个月有1万元左右,生活无虑,儿女孝顺,身体健康,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我们深深地感激党和国家以及黄岩各级领导干部、群众与志愿者对我们黄埔老兵的关怀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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